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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变迁记

责任编辑:张振明 文章来源:中华孝德网 发布时间:2018年05月16日 点击数:
       汉川市财政局退休干部  张振明
 
       今年73岁的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半个多世纪,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三个时期全过程。我家的住房变迁,见证了改革开放对人民群众带来的好处。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草屋窝居
       母亲在世时对我讲:1948年初夏的一天早晨,阴暗、潮湿、矮小的草屋垮了,我被扎在摇窝里,没有死。俗话说“大难没死必有后福”这句话还真的应了点子。
       在我4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民当家做主安居乐业了。新中国建立在废墟之中,百孔千疮,一穷二白,既要吃饭又要建设,谈何容易啊?我清楚地记得,我家的住房就是用黄土筑的墙,盖的茅草,被称之为“茅屋”。
       1954年,一场大水进村,两间土墙茅屋泡了汤,村委会组织灾民搬到高处,住进了政府临时搭建的“火剪棚”。洪水退后,政府给我家救济了些竹子、芦蓆,搭了两间共20多个平方米的芦蓆屋,一间作为“卧室”,一间为“厨房带饭堂”。就在这间芦蓆屋里,一架“百子头”的鞭,一碗素面,渡过了我十岁生日。芦蓆屋只能遮日,下雨到处漏水。遇到了雨天,脚盆、水桶、坛坛罐罐全都派上了用场。若是起风下雪,雪花穿过芦蓆孔,地面、水缸、床铺上一片白。
       1958年农历三月三日夜,一阵大风卷走了屋顶的芦蓆,房子在摇曳,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有一个空坛子被吹的在房间地面打滚。母亲拉起我说,快到隔壁婆婆家躲一躲。走出草屋,一片漆黑,敲开门一看,同样的命运,屋内一片狼藉,没开口就退了出来。妈妈还叮嘱老人说:“注意安全,保住生命就是最好的。”
       那场大风使得母亲产生了一个梦想——做一栋土砖瓦房,以求安身。
计划经济时期,土房栖居
       为实现梦想,母亲可谓煞费苦心。那个时候实行计划经济,一切都按计划执行。对人员控制特别紧,没有特殊安排任何人不准外出,不准做生意,不准另赚外水,动不动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妈妈是个有心人,想到的事一定办到。她联系到一对男女都是国家干部的夫妻,帮他们带孩子、当奶妈。对外说是亲戚关系,不要钱。因为有了这个“保护伞”,村干部也就没多管了,三年时间挣了好几百块钱。她叫父亲用这钱到武汉新生砖瓦厂买了一千块红瓦,又在冬闲季节,借集体的稻田里辗压了二千多块土砖,姐夫在山上采来几车石头。在亲友的支持和村民的帮助下,1962年盖起了100平米的三间土砖平瓦房。妈妈说:“这下我安心了,死了也瞑目。” 三间土砖平瓦房,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引起了很多人的羡慕,同时也迎来了我的青春时期。我从这里走出,开始了军涯生活,转业后又在这屋结婚。
       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这百平米的土墙瓦屋,容纳不下父母亲和我兄弟俩及孩子三代8口之家居住。1981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四年,家里有了微薄的积蓄,我们举全家之力,将旧屋推翻,重新盖起了140多平方米的三大间砖瓦结构平房,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后,楼房安居
       妻子是原三五O九工厂的一名纺织工人,我们结婚后,她临时住过工厂招待所;有了女儿后住过“妈妈宿舍”,一间房住两家,中间用布隔着;住过“鸽子笼”,不到10个平方;住过一大一小两套间房14个平方米的小户型宿舍。我转业回地方工作,住过办公室、库房,后来才分配到2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小户型住房。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权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国家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住房制度改革取得新成效。1996年单位集资建房,安排我126平方米三室二厅一厨一卫楼房一套,按国家政策进行了房改,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人均面积达到44平方米。
       改革开放后,妻子的生活费不断增加,我的工资连续上涨,女儿在武汉工作,年薪超过我和她妈妈的收入之和。2012年,我将生活开支之余存在银行的钱取出部分,把房子进行了装修。全用的无污染饰材,简洁明快、通风透气,各类家用电器齐全、灯光布局合理。女儿在武汉买了房子,面积比我的大,装修比我的豪华。
       党的十八大召开那年,我买了一辆私家车,70周岁前一天天拿到了驾照,有幸成了汉川市年龄最大的驾证领取者。
       我和妻子常谈到的个话题就是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改革开放,使我这个农村娃变成了工薪族、有房族、有车族,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