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杂志的40年 何以见证中国书法的复兴与反思

作者:综合 来源:澎湃新闻网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8年12月16日

创刊于1978年的《书法》杂志曾被启功先生称作是书法界的“孤鸣第一声”,早于第一届全国书法展览,也早于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建。

12月9日,这一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创办的知名艺术杂志迎来创刊40周年,包括中国书协苏士澍、知名书法学者黄惇、华人德、邱振中、丛文俊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改革四十年,书法四十年,《书法》杂志四十年”相关主题进行了讨论。

研讨会除了总结研讨《书法》杂志的发展,一些专家认为更应当从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看待中国书法的复兴与当下一些问题,书法界应当更沉潜下去,“四十年前,《书法》杂志在上海的创刊,或许说明经过了百年文化顿荡的中国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空前的欲求。中国书法艺术,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载体,不论社会怎样发展,不论书法艺术的具体作用方式怎样变化,但其人文品质不会消失。”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整理并发表研讨会内容。

《书法》杂志的封面书法系郭沫若1977年题书

《书法》4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海文联现场

《书法》杂志第一期

王立翔(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总编、《书法》杂志主编):作为《书法》杂志四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研讨会,今天在这里召开。首先要感谢大家。四十周年对个人来讲不算是个短的历程,对杂志来讲,或者对其他事业来讲,并不算长。但人与杂志交集,就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关系。这些交集与当代书坛几乎是同行,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节点、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请今天在座的专家一起来作一点交流、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要特别感谢大家的是,在座的都是我们杂志的作者、帮助者、支持者,直接参与了杂志的种种工作,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今天齐聚一堂作一个交流,确实也别具意义。今天我们办这个研讨会,不是站在其他的立场上,更多还是站在学者、作者、杂志及其媒体平台的角度来进行研讨。

苏士澍(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书协成立之时基本都依靠《书法》杂志来传播

苏士澍(左二)在发言

我就谈两点。

第一,不忘初心。四十年《书法》杂志,上海可以说对书法事业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个书法社成立在上海,是毛主席让陈毅找沈尹默建立书法社,第一本杂志就是今天的《书法》杂志。书协成立之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杂志,基本都依靠《书法》杂志来传播,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伴随着《书法》杂志的历程走过来,我们要缅怀为书法杂志做过贡献的这些学者。首先是方老,方去疾先生。那时候跟周志高到在方老家里研究《书法》杂志怎么编、怎么做。后来是吴建贤,他很直率,做事不惜力,后来还有方传鑫,在理论研究上还有沈培方,这都是我们历历在目的搞书法工作的编辑。编辑,编辑,“挨鞭”的“鞭”,“着急”的“急”。这些人对《书法》杂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人走了,但他们的精神留下来了,所以到今天,立翔社长的再接任也是不忘前贤,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第二,砥砺前行。当时一个是上海《书法》杂志,到文物出版社的《书法丛刊》,再到《书法报》,直至现在,我们队伍越来越庞大,说明书法事业和国家兴盛同总书记提出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这两年我走遍全国30个省市,深切感到当代书法是蒸蒸日上的。我们在座的这些有的是作者,有的是从事书法事业,总而言之大家看到了中国书法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不管是《书法》杂志,还是我们各类媒体报道、宣传、邀请大家能到的,都会尽量到场。为什么?通过今天这么一个很好的活动,认识好多朋友,特别是见到老朋友那种格外亲的感觉,因为大家分门别类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书法创作、书法教育、书法理论研究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我觉得立翔社长把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利用这个时间好好谈一谈、说一说。

再一点,中国书协,现在很多事务性工作。未来这两年之内,我们一方面开展十二届国展;另一方面,计划把20世纪书坛巨匠七个人: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林散之、舒同、赵朴初、启功。在两三年之内每人办一个展览。我们刚从陕西过来,陕西碑林办于右任,延安办舒老,我们争取在上海博物馆办沈尹默展览,南京办林散之,浙江博物馆办沙老,最后启老在北京收官。把20世纪书坛巨匠还要进一步往前推。随着改革开放,书法事业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跟我们的努力,跟上海《书法》杂志从16页到200多页的努力分不开,我想书法事业能有今天,跟在座的努力都分不开,跟《书法》杂志的“引领”也是分不开的。

我在文物出版社这么多年都是从事出版,书法只是一个爱好,要把书法出版物、古代的碑刻和当代名家宣传出去,这是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周志高(《书法》杂志原执行主编、上海市书协原主席):书法是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名片之一

讲四句话:第一句话,很感恩!《书法》杂志四十年,正好跟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相重合,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书法》杂志这四十年。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这种思想,我们《书法》杂志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什么"全国群众书法大赛""第一届全国书法展览",包括1981年9月份在绍兴的"首次书学理论讨论会"、1983年"全国篆刻大赛"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不敢想,想了也不敢做。

第二句话,没有我们在座的广大专家、学者、读者的支持。《书法》杂志要想成功也不可能。我们《书法》杂志走过四十年,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卢辅圣、王立翔领导下越办越好,今天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声势,说明他们的能量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我觉得很感恩。《书法》杂志的同时在你们努力下一步一步走下来。

第三句话,不要忘记上海这座城市。上海市委李强书记提出的“打响上海四个品牌”中就有文化品牌。2007年举办了“海派书法进京展”,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七个月的习近平同志,他在上海唯一看的展览会就是“海派书法进京展”回来以后的汇报展,希望把书法艺术打造成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名片之一。这里一个是“国际文化大都市”,还有一个是“重要的名片”,因此希望书法杂志在今后的历程中,不忘记国内的发展,同时在国际上我们发行了39个国家和地区,但在“一带一路”影响多少?我看我们仍是欠缺的。尽管《书法》杂志1985年就参与国际大展,但在这方面仍是薄弱环节,这是一个希望。

最后一句话,提个建议。今天有幸作为我们《书法》杂志顾问之一,希望这个工作是不要仅仅在杂志里写写名字,建议所有顾问每年拿出一定的精力和时间在一起聚会几天,可以在上海,也可以到其他城市,大家一起来讨论研究《书法》杂志怎么一步一步取得更大的成果。

言恭达(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三个建议与三个优化

我作为《书法》杂志的老朋友、老读者。《书法》杂志四十周年,从我个人来说,不但是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受益者。

《书法》杂志在当下它到底有哪些时代的文化意义,我想至少有三点:首先《书法》杂志有三个引领:一,引领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全民生活方式的传承和转换,因为在文革开始,把形而上的东西全部打破以后,它注重于物态的器的东西,要把中国书法生活这种传承打破。因此在这里我想,对以书法这种生活方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回归,从那时候我的理解开始起步了。因此一直到现在,40年来,不管现在社会对传统文化回归到底什么状况,书法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作为我们全民在文化生活中必要的一种方式,我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引领了我们全国有志于书法事业的各界书法人士对传统经典的敬畏和研习,尤其在四十年不断发展的高潮中,对全民的书法教育,一直到高校的书法教育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三,引领了我们逐步从四十年以后,以学院为代表的高校和社会的书法艺术的学理性思考,一直到学术性的研讨大潮。应该说,《书法》杂志在中国书法四十年中,从群众文化运动进入到学理性思考研究的从热运行到冷思考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顾问,我对研讨会提三个建议,或者是三个优化。

一,新时代的《书法》杂志,作为全国,也是国际上有影响的书法专业刊物,它应该要优化书法篆刻艺术创作对传统的活化,也就是说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从传统性进入到当代性的活化。

二,要优化书法篆刻的学术研究和现世批判精神。之所以提现世批判精神,也就是一个杂志、一门文学艺术、一种文化现象在一定的时代空间必须要弘扬的一种人文精神。因此在这里面,要从传统的书学、史学的研究和当下的艺术批评这种份量的加重能够结合起来。三,要做优化书法篆刻艺术传播的新媒体时空融合。能进入到新的“天命”。

《书法》杂志40周年文献展现场

黄惇(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思考杂志的“成熟性”

我觉得我们不仅是《书法》杂志的“老作者”,更应该是《书法》杂志培养的对象。我曾经说《书法报》培养了我们的报刊,《书法》杂志也是一样的。

《书法》和《书法研究》这两本刊物各有分工,《书法》偏重于普及,《书法研究》偏重于纯学术。今天看到2018年第10期的《书法》杂志是2019年改版试刊样,试刊样在开本、内容、板块等方面都比较合理,但所刊文章大部分偏短,而且批评的文章比较多。“批评”在学术上包括褒奖与批判,但杂志现在的批评文章观点不够鲜明;大量刊发偏短的文章又容易跟报纸接近。虽然两个刊物各有分工,但我希望《书法》杂志还要刊登一些比较有份量的文章,尤其是涉及某个专题的时候。

《书法》杂志已经创刊四十年了。四十年的定位应该是“成熟”,我们能拿出什么来证明我们的“成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书法》杂志诞生之前,日本有本比较有名的书法杂志叫《书菀》。《书菀》杂志在体例设计上比较有深度,到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是不是能把杂志的“成熟性”从未来来思考,一本杂志能给子孙后代,或者四十年后看今天,能有怎样的深度,我相信,《书法》杂志在现任领导王社长带领下,有一批年轻的骨干,杂志会越办越好,路越走越宽广。

《书法》杂志40周年研讨会现场

华人德:(苏州大学研究馆员、博导):继续增加有关文化方面的文章

我两个多月前就收到《书法》杂志通知,为此,写成了一篇书面稿。四十年来,这个杂志确实是越办越好。

我想讲的是以后杂志还可以继续增加有关文化方面、对读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文章。昨天(上海书画出版社)王立翔社长与我讨论,他跟我的看法一样,我觉得这个方针是非常英明的。现在书坛缺什么,我们这个杂志补什么。这个杂志跟我们全国性大赛、大展一样,它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对于书法而言,无论“丑”、“美”,文化都很要紧,文化包括什么?就是刚才言主席讲的,有些跨界的东西,比如文字学、历史学、文学这些都跟书法有关系,但如果全部谈这些,跟书法挂不上钩,可能读者有意见,他会讲不是“书法”杂志。

再比如鉴赏,我们看一篇东西好坏,要知道好在什么地方,坏在什么地方。有些文章是看图作文,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最好要有相关的文献支撑。关于“鉴赏”,要落在“鉴”上,比如真伪,怎么判断它的真伪,或者有没有张冠李戴。

以前大学里面,这些老教授都是担任公共课的,就算学理科也要学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历史、文学。为什么?提高他们的素质。这个很要紧,是潜移默化的。不是人家看了一期以后,文化素养就起来了,它是一点点积累的。现在我们一些理科老教授,像那时候西南联大出来的学生,诗也作得好,写得文章也很好,文言文也精通,知识面非常丰富,这说明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写出来的字只关注技法,说难听点是个“工匠”。

丛文俊(吉林大学教授、博导):还应该有一些思想的碰撞

从杂志创办到1990年,我都是《书法》杂志的铁粉,一直从《书法》杂志汲取关于书法的知识和营养。后来1990年以后,我开始在《书法》杂志上发表文章,一直到现在,就变成一个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也不断地观察和学习。所以这几十年下来,我很多知识、能力的提升和《书法》杂志越办越好是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书法》杂志四十年以后怎么走?我也有点想法和建议。杂志一般来说就是介绍当代或者古代书法的平台,就很多栏目,我想光提供平台还不够,还应该有一些思想的碰撞。

当下很多专题介绍的评论,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套话,这些话往往不会给人留下印象。比如某一个人说他从颜真卿学起,后来又上追“二王”,然后又师魏碑,这些套话说了以后其实是不负责任,无非是帮别人炫耀,或者帮自己炫耀他学的东西多。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是炫耀呢?因为在作品里看不到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其实当代人的作品更多的都是“时尚”,都是你学我,我学你,“江湖气”很重。这里你要说上追“二王”,言之太过,所以这样的文章是不负责任。当然一方面是书写水平有限,即写文章的能力,包括修辞和表达方式。上海有一位叫张伟生的先生,我对他有印象是他当年在《书法报》发表一篇文章,很多人批评他,说他用的古代书论中的那些标准件。当然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标准件用好了是可以用的,问题是标准件离我们生活太遥远了。

《书法》杂志40周年与书法大家名家题签

当代人写文章最难的是就是要克服现有的毛病,现在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学习传统,但真正能把古代书论的词汇、修辞方式以及和作品对应的深度掌握好的人确实很少。我们现在随便用一个“雄强”,其实在作品里什么样算雄强,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想到如何去对应。所以滥用辞藻是当代文章的一大弊端。或是炫耀文学、或是炫耀思想深刻,但都和作品关系不大。我想办杂志能不能提倡一些比较实在的学风,比如一个古人的词汇,能不能再深入一步,把“雄强”这个词在作品中找到一些印证,我觉得这样的文章值得提倡。因为我们今天都说白话,白话文是缺乏美感的,谈艺术的问题光用白话不够的,当然光会哲学、美学也不够用。

一个杂志生存的能力是和受众有关,读者的接受能力是有差异的,当然我们不能由于部分受众者的水平有限,就把杂志办得太粗俗。杂志是要有标志性的。但这些东西如何去做?有时候是需要靠编辑,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个编辑。过去杂志社经常会把文章退回来,告诉你在哪儿修改,修改好了再寄回去,或者两者再沟通,哪些地方有误解,文章应该写成什么样。这个比较好。所以编辑对发文、发作品应该有个监督和考核标准。

不管怎么样,我对咱们《书法》杂志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尤其是我很相信上海人。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我就认为上海人做得好,没任何怀疑。同样的杂志我也没任何怀疑,祝愿咱们的杂志越办越好!

《书法》杂志早期举办的书法群众活动

    (编辑:双峰翠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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