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孝文化对中华文化自信形成的积极意义

作者:刘少峰 来源:孝德网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8年11月30日
浅谈孝文化对中华文化自信形成的积极意义
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理事
刘少峰
 
摘要: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和“命脉”,是中华文化自信形成的来源之一。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调节家庭伦理关系上。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开放和扩展上。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元德”上。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天经地义”上。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善继先人之志”上。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民族特色上。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延年益寿”上。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培养人们的“责任感”上。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促进当下养老问题的解决上。当然,传统孝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需要剔除。促进传统孝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是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传统  孝文化  文化自信  形成  创造  转化  意义
正文:
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和“命脉”,是中华文化自信形成的来源之一。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中华民族不断繁衍生息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生命源泉,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其中来源之一就是中华孝文化。黑格尔在谈到中国“孝敬”问题时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梁漱溟 《中国文化史要义》〔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孙中山在《民族主义》讲演中说,当前新文化的势力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所以,他主张保存旧道德中好的东西,于是,便讲“八德”(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价值。“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台湾学者杨国枢在其《中国人之孝道的概念分析》中指出:“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孝文化成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文化源头,深深地融化在民族的血液里,使得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凝聚力,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和每个中华儿女的美好愿景,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孝感孕育了董永、黄香、孟宗等名孝子,努力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这是孝感人的文化自信!孝文化的自信力源于人们对孝文化作用的深刻认知,这种深刻认知对中华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调节家庭伦理关系上。孝文化最早是作为家庭伦理规范而存在的。在中国古代,“家”是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孝文化主要调节的是亲子关系,具有归亲、继亲、养亲、敬亲、顺亲、谏亲、侍亲、葬亲、祭亲等丰富内涵。《孝经》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孝”被视为天、地、人三才之“道”,不仅维护了家庭关系中长幼、尊卑秩序,而且成为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家庭伦理观念,即传统家庭孝道。台湾智慧大学校长曾仕强著有《中华文化自信》一书,他认为,中国的文化自信来自于“孝道为先”。百善孝为先。孝是考核人的第一个关卡。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真心,还能对谁有真心呢?所谓孝顺,就是孝了,也就顺了!
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开放和扩展上。传统家庭孝道并不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扩展性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家庭伦理的孝道思想,从调节家庭、家族关系开始,向外推衍而成为社会伦理规范和国家政治规范,完成了从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如果说作为私德之孝主要规范的是亲子伦理关系,那么,上升为公德的孝主要规范和协调的便是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关系,这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国家统一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对四海兄弟的孝悌思想、对国家的孝忠思想、孝廉思想等等。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特点使孝文化的思想从事亲、尊敬长辈、厚待亲友进一步深化为对君主的忠诚、对国家的忠心、对社会的责任,“大孝事国”就成为孝文化的深层内涵。在古代社会,孝不仅仅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爱敬情感,更是每个人为人处世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做人的根本。它不仅仅用来协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还延伸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用来协调整个社会当中年轻人与年老人、君主与臣下、上级与下级、地位尊贵的人与身份卑贱的人之间的关系,用来维系和强化古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从伦理道德与政治规范的视角来看,传统孝文化虽然曾走向极端化,甚至被异化和畸形化,但是,其在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哪怕在今天,其对于培养和谐思维、构建和谐社会、推行和谐世界理念等等,都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孝对于古代社会、古代中国人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意义。
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元德”上。孝乃人伦之始、众德之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先秦儒家认为,“孝”是诸德之本,教化之源。“孝,文之本也。”(《国语·周语》)“孝,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二年》),“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孝”是其他道德范畴生发的前提和根本,是德性教化的起始和源头,是加强道德修养,完善理想人格“内圣”途中的起始步骤,因此,人们只有首先做到了“孝”,才有资格谈到其他道德品质,离开孝德来谈其他道德规范都是空言。儒家首先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体系,“仁”在儒家思想学说体系中统摄其他一切道德规范,而“孝”在儒家看来又为“仁”之本,所以,按此类推,“孝”也是其他道德范畴的本根,它们也都应该围绕“孝”而来展开。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曾子认为:“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礼记·祭义》)荀子也认为:“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荀子·君子》)蔡元培先生这样解释“孝”:“故孔子以孝统摄诸行。言其常,曰养,曰敬,曰谕父母于道。于其没也,曰干蛊。夫至以继志述事为孝,则一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皆得统摄其中矣。故曰: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是亦由家长制而演成伦理学说之一证也。”这里揭示了“孝”从爱亲开始,对内统摄种种道德,为诸德之本。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孝是元德,……绝对据于一切道德之首。”“孝是引出其他各种德性的元德。有了孝,就是经受了考验,就能保证履行官僚制最重要的特级义务,履行无条件的纪律。”“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曾经感慨地说:“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一个“孝”字,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总体特征,从一个“孝”字入手,也就可以认识、把握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独特风貌。可见,“孝”作为先秦儒家的根本道德规范,是统摄其他道德规范的大经大法。因此,从总体上可以说,“孝”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源和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和根本。 
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天经地义”上。“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孟子·尽心上》,“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章》)在先秦儒家看来,尊老敬亲意识源于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和天然情感,是对自己的身由所出命由所系感恩戴德的报答之心,这种德性天然地充盈在人的心中,外在的行为只是这种天赋德性的自然流发和感情的真挚流露而已,因此,孝亲是子女应该发自肺腑的真情表露和义不容辞的人伦责任。亲子之间的关系,是永远无法选择、无法切断的天然血缘关系,对于父母的尊敬是对于他们人格的尊敬,这出自子女道德自觉;对于父母的赡养是对他们生活的照顾,这出自道义责任。这两者都不是来自父母权力的威慑或对宗法关系的畏惧,而是源于人的内在良知和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之为人,异于禽兽的内在德性本质和道德自觉,既循天理,又顺人伦。在儒家眼中,亲子关系大如天,“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由此看来,子女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1、在时间上,表现为永恒性。“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孝经·三才章》)在先秦儒家学者看来,孝道成了天地之道在世俗社会的表现形式,与人类社会产生为同一过程,是宇宙间恒常不变的普遍规则和自然法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2、在空间上,表现为广泛性。《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馎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指出“孝”充塞天地,流行四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法则,因而具有超越狭隘地域界限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这样就把本来是家庭伦理规范的孝道,夸大为宇宙、社会的普遍的法则。3、在主体上,表现为普遍性。先秦儒家认为,行孝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无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庶民百姓,皆应对父母祖先尽孝。在儒家看来,上古圣贤名君无一例外都是孝子,“舜其大孝也与!”(《礼记·中庸》)、“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而平民百姓自是更不待言,《孝经》就明确提出了“五等之孝”,规定自天子至庶人无一例外皆应尽孝。“夫孝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夫制礼乐仁之本。”(《白虎通义·五经》)在先秦儒家看来,孝道能够塞天地,横四海,亘古今,通圣凡,能够彻粗精,兼体用,合内外,无所不至,贯通一切。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广泛性和主体上的普遍性决定孝道伦理的普适性,具有超越时空的广阔意义。可见,在古代中国,“孝”地位的尊崇和价值的显贵。
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善继先人之志”上。《中庸》里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什么叫做孝呢?就是善于继承父辈的志向,善于传述父辈的事迹。孔子论及周武王之孝,曾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文王想灭亡商朝,但没能进行。周武王完成了文王的心愿,消灭了商朝,建立了周国,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先人的遗志了。周公旦以礼治国,巩固王业,可以说是善于完成先人未完成的功业了。司马迁在他著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到:“他的父亲临终时,拉着他的手哭着说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在这段话中讲了他的父亲临终的遗憾,就是没有完成写一部史书的愿望,希望司马迁不要辜负父亲的遗愿。司马迁后来虽然遭受了腐刑,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死的心都有了,但是,他不敢忘记父亲临终时的愿望,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史记》的创作之中,最终完成了《史记》。司马迁可以说是“善继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的人了。他为中华民族的文脉延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我热爱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人是唯一能够读懂他的先民的一个民族”,这是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论中国》开篇的一句话,基辛格很敬佩今天的中国人能够读懂五千年前。让基辛格感动的原因之一当然是中华孝文化的特有魅力。
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民族特色上。千百年来,孝已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流淌不息,永不停歇,这股文脉给中华民族注入了生命活力;孝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根深蒂固,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于诸子百家,而诸子百家历代都有损益变化,但孝道的思想和传统始终统领着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同化无数外来文化,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有孝道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成为古代世界文明延续至今的唯一的古文明,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有孝道文化。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这并不是说,西方文明与印度文明就没有处理亲子关系的道德,而是说孝是被中华文化特别强调的文化价值观念(肖群忠:把根留住——孝与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里,不仅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也没有哪个地方因“孝”而引以为荣,更没有“二十四孝”这些闻名的人物,在“孝”方面的名言警句、系统典籍也几乎没有。对于平等与民主、自由与自我的追求使他们对于这种纯粹的中国“孝”文化几乎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老年人也是平等之人,不能对其“特别对待”,更不用说什么“百善孝为先”了。在他们的文化观念里,“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人可以享有无偿特权,所以,其所谓的“孝文化”非常贫乏,也仅基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中所应有的尊敬和服从。在西方,人们更注重的是追求个人价值与自我,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束缚较之中国要少得多,这便使得父母与子女间感情的牵连较为松散,推而广之,整个社会也较之中国也就显得“人情单薄冷淡”多了,“孝文化”也就“淡”多了。而中华孝文化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影响,使得孝文化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变得异常丰富、复杂,以致成为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标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延年益寿”上。推行孝道,使长辈心情舒畅,是老人长寿的重要因素。在各地长寿之乡的探秘中,孝道是不可绕过的话题。秦俊法在《广东微量元素科学》2007年第十四期上发表的《百岁老人聚居区——中国长寿之乡的成因和评定》中写到“彭山县长寿人口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彭祖长寿文化的熏陶,彭山长寿乡的形成是彭祖文化与现代文化不断融合、创新的结果”,“‘中华第一孝’李密和文臣世家张刚形成的忠孝文化哺育彭山人养成尊老敬老、家庭和睦、邻里友善、心平气和的民风民俗,是彭山人健康长寿不可或缺的心理因素”。过竹在《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与盘阳河流域长寿关系》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尊老敬老,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风尚随处可见,这是重要的长寿社会资源”的观点。黎丽在《河池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民族文化是打造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的重要羽翼》一文中,分析长寿孝道文化作用时就写到:“……补粮仪式,让老人的粮食不断增加,表示其寿命因此不断增加,从而让老人消除心理压力。”东巴凤“金三角”地区的人们厚养厚丧厚祭及敬畏神灵的理念与习俗,很特别。所谓厚,当然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突出平等,活着的老人享受媳贤子孝,死去的老人得到厚丧,祭祀时全家乃至全族表现得很虔诚。平日里,家家户户都摆有祖先供台,早晚上香,遇上病灾,还时常与先人“对话”,向先人祈福,仿佛先人从没有离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老人容易模糊生死的概念,没有死亡的恐惧,自然就泰然自若了。所以,很多专家在探寻长寿“秘诀”时不得不承认,民间孝道利用太极、五行、六合、八卦、医学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来进行招魂、培花、保命、解绑、补粮等一系列民间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成为东巴凤“金三角”地区的老人多长寿的内在成因之一。
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培养人们的“责任感”上。“孝”讲感恩,实际上也是一种责任,是对生我养我的父母负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古代的孔孟儒学提倡的孝道,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孝道推崇忠君思想,倡导报国敬业。在封建时代,君与国有时候是同一个意思。据此,儒家认为,实行孝道,就必须在家敬父母,在外事公卿,达于至高无上的国君。虽然其对国君有愚忠的糟粕,但蕴藏其中的报效国家和爱国敬业的思想则是积极进步的。尊重生命和承志立身也是“孝”的当今内涵,“责任”、“担当”是很重要的“孝行”。珍惜生命是每个人行孝尽孝的开始,更是最基本的责任。而除了珍惜生命,做子女的更要以嘉言善行和出色成就让父母为之感到荣耀,受到尊崇,这就需要我们成为“有担当”的人。在当今社会,弘扬孝文化,对于培养“有担当”的人、培养人们的责任意识大有可为。近期网络热议的话题,把孝敬父母作为官员晋升的依据,这是要求干部具有责任感的生动体现。国家是我们世代生活的地方,我们有责任去爱她,并保护好她。因此,倡导“孝文化”,也有利于培养我们对祖国的担当意识。
孝文化的自信力体现在促进当下养老问题的解决上。改革开放以后,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往发达地区务工,接触了多元文化,视野开阔了,观念变化了,在没有时间、没有鉴别力进行理性审视之下,可能冷漠地对待以往的文化熏陶。由于他们常年在外,尽孝机会少,久而久之,孝道观念日益淡漠,部分家庭和谐的成员关系、其乐融融的和睦氛围将不复存在。这对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一种可怕的危机,而更可怕的危机是,随着孝文化日益淡化、消失,可能导致亲情淡漠,导致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人文环境恶化,最终导致长寿老人的锐减。现在,人们比较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实际上,农村留守老人数量远大于留守儿童数量,城乡老人的孤独问题尤为突出。有些子女长大成人后,不去营生立业,却带着妻子儿女,守望着父母那一点点退休工资,成了名副其实的“啃老族”。有的人长大了,翅膀硬了,尊老、敬老观念淡薄了,把父母的“使用价值”吸干榨尽以后就丢在一边,老人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照顾,有的甚至出门乞讨或流落街头。还有不少人将老人视为包袱、累赘,轻则甩脸色、恶语中伤;重则羞辱漫骂、拳脚相加。这些现象反映出年轻人“孝道”美德的缺失,看了真叫人寒心、义愤。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写过一本《1999:不战而胜》,书中说:“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可见此问题的严重性。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处于基础地位,而孝道式微也被人们认为是传统价值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有句名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宝库说:“孝作为人世间一种高尚美好的道德,在家庭和社会中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是调节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构建和谐社会现的一剂良药,应当大力提倡。”因此,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孝道,需要大爱,需要把个体的孝推广到集体的孝,把物质的孝推广到精神的孝,把低级的孝推广到高级的孝。
当然,传统孝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需要剔除。传统家庭孝道是一个内容极其繁芜的庞杂体系,从历史视角来看,孝文化在家庭道德与行为规范方面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又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例如,传统孝道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者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思想在传统社会被演化为片面地保全身体和一味追求传宗接代的硬性要求,甚至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文化陋习。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由于受到宗法制度、封建专制集权等多重影响,孝文化在“孝忠道一”传统中还存在一些亟待摒弃的消极因素。例如,在“三纲”的伦理关系中,“君臣体系”、“父子体系”和“夫妻体系”都被专制统治者追求的功利性所取代,演变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孝文化的权威意识和等级特征逐渐强化,“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尊卑等级森严,父权、君权至高无上,等级化、权威化趋势日益增强,这些弊端严重扭曲了人性,违背了孝文化的道德本性,扼杀了平等的价值观念。另外,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祭亲”思想被逐渐演化为传统礼教,而成为重形式轻内容、重礼数轻情感的仪式,一些思想甚至被演变为封建迷信,等等。正因如此,20世纪以来,传统孝文化被视为封建糟粕,受到严厉批判,甚至被彻底否定。据此,一些学者反对将孝文化定为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认为它有太多的糟粕,是封建社会的旧道德和旧传统,违情悖理,愚弄百姓。的确,孝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扭曲和异化,但是,撇开封建泡沫,肃清消极影响,传统孝文化仍不失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如果从整体上否认孝文化,就好比把洗澡水与婴儿一起倒掉,也就丢弃了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割裂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因此,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这是我们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促进传统孝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是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自信,是有定力的自信,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自信,是面向世界的自信。我们如果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那么,既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更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逻辑关系。文化自信的根基在哪里?在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1988年初,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发表了宣言,宣言中说道:“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要从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我们若要增强文化自信,就必须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去寻找它的根子和源头。当前,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促进传统孝文化不断转化、演化和焕发出时代生命力?我们就要将孝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结合,与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在传统孝文化中更多地注入民主的思想,增加“民主”、“平等”、“博爱”、“有为”的元素,并使孝文化的内涵富有时代气息,使传统思想与现代文化思想达到高度的统一,从而赋予孝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这是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我们只有做好传统孝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中华孝文化才会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更有影响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才能赢得世界的普遍瞩目。
参考文献:《中国文化史要义》 《孝经》《中华文化自信》《国语》《左传》《孝经》《孟子》《礼记》《荀子》《白虎通义》《中庸》《史记》《1999:不战而胜》
 


 
    (编辑:陈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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